壹心理专栏作者丨非非马
《我的前半生》播出过半，刷屏话题集中在女性自我建设、婚恋、职场、时尚等，我今天想说说的它所暴露出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式个人边界的冲突。
个人边界在西方是非常受重视的概念，个体普遍都有很强的个人边界意识：自己是独立的生命个体，独立于父母子女、亲人朋友、同事熟人等所有他者。
所以，我对我自己负责，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我也不对你负责。
一切都建立在清晰个人边界意识的基础上。
然而，几千年来深受传统宗族、家国、集体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个体价值、个人边界等概念，却仍处于培养阶段。
近年来，虽逐个人边界这个词渐受部分国人接受，但总体而言，人们仍像《我的前半生》中所表现的：个人边界意识不清，公私边界不清。
甚至，即便是唐晶这样的优秀职场精英，都如是。当然，也有如贺涵这样的矛盾体，在某些方面公私分明、个人边界意识十分清晰，但某些方面却又含混不清。诸此种种，恰反应了“中国式个人边界”的万象。
- 01 -
“一句话就让她做了全职主妇”
恋人夫妻界限不清
夫妻间的边界问题是*复杂难言的敏感话题。
中国几千年传统流传下来的夫权思想、男权思想，让很多丈夫（男朋友）觉得被“赋予”了一种“正当性”和“权力”——主导甚至主宰妻子（女朋友）人生，是天经地义的。而很多女性，也如此认为。
比如陈俊生跟新婚的罗子君说：别工作了，我养你。一句话便让罗子君回家做了全职主妇。
即便是离婚后，陈俊生还试图“安排”罗子君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找一个不累、稳定、离家近的工作，安心把儿子抚养长大。
在漫长的夫妻生活里，妻子罗子君也的确自觉自愿地将丈夫陈俊生的喜好活成了自己的喜好。
在后来和老金的相处中，罗子君的自我意识、个人边界意识，有了明显提升。
在老金追求罗子君期间，他一方面极尽所能取悦罗子君，却又不自觉地试图控制罗子君。他要求罗子君换下昂贵的衣服，穿普通衣衫去见自己的朋友。
这绝不单单是“要求女朋友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的问题，更是二人在这段恋爱关系中的权力较量。
老金和罗子君在一起，有深度的自卑感和不安感，他竭尽所能想要弥合这种落差，希望在这段关系中，即便不能是占主导，也至少可以平起平坐。
他是很典型的那种好面子、要主导感的中国男人。
所以，今日他会想控制罗子君穿什么，明日就会想控制罗子君和谁交往，做什么工作。
罗子君这回很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礼貌但坚决地选择了分手。
而唐晶与贺涵之间呢，有了新式情侣的模样，边界意识十分清晰。尽管在工作上身为上级的贺涵，下意识地就会试图主导唐晶的想法，但在私事上，他至少尊重唐晶的选择。而唐晶呢，则是从工作到感情，都表现得寸土不让。
旧式的夫妻关系，女性是男性的附属，个人边界几乎是全面退让和消弭；新式、或新旧并存式的恋侣关系里，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边界，既有如唐晶者，敏感而带有一定攻击性，也有似觉醒了的子君般，柔软地坚持。
亲密关系里，边界问题的处理就像走钢丝，平衡的关键都在尺度分寸的拿捏，的确是高难度的技术活。
- 02 -
“既然人生来平等，
当然也包括父母与子女。”
家长制、父权体系在今日中国的思想遗留，就是很多父母会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地拥有对子女，哪怕是成年后的子女，在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主宰权”，或“干预权”。
这和对子女的工作、生活提出建议，绝非一码事，后者是相对平等的顾问角色，前者则是一种自上而下、带有命令感的“权力压迫”。
剧中陈俊生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父权思想浓郁的父亲。
他要求陈俊生不许离婚，引发一贯逆来顺受的陈俊生的反抗。他不仅认为自己对儿子的人生具有干预权，还认为对于哪怕是离了婚的前儿媳罗子君，也有干预权。他还通过指责等带有强烈不满的情绪表达，试图控制罗子君对孙子的抚养和管教方式。
罗子君的母亲呢？她干预的方式软一些，但其行为实质，是一样的。
她认为自己和女儿是一体的，所以女儿的事就是她的事，女儿的婚姻问题就是她的问题，甚至于女儿的婚姻对象陈俊生，也在她“管理的边界”之内。所以，女婿婚外情要离婚，她首先是不允许。进而，她大闹女婿公司，掌掴女婿的婚外情对象。
她做得理直气壮，觉得自己为了女儿，理所应当。
当然这还同时牵扯到另一个关于公私界限的问题。将家事弄成公事，在中国也很普遍。
与父母入侵儿女个人边界相对应的，是儿女对父母生活的不当干预。
罗子君母亲爱上了海外老华侨崔宝剑，结果老华侨的儿子却认为女方是图房子图钱，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让这对老年恋人愁苦顿足。儿子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干预父亲的婚姻，父亲以及罗子君的妈，也完全没意识到这本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务，并不应由谁的子女来决定。
兄弟姐妹之间界限不清的例子，比如罗子君的妹妹罗子群，经济拮据，隔三差五便向姐夫陈俊生伸手要钱，陈俊生已经习惯性地见面就掏钱包，哪怕是在离婚之后。因为觉得是“家人”，罗子群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越界，陈俊生也认为这“理所应当”。
中国式男人，往往会把自己的家庭责任边界扩大到小家以外。当然，赡养老人是另一件事，乃子女应尽之责。
因为文化传统的影响，简单对以上现象做道德评判或许显得轻率，但我个人还是更崇尚西式的家庭边界感，尤其是在子女成年之后。父权和家长制，乃旧时代的裹脚布。既然人生来平等，当然也包括父母子女之间。
- 03 -
中国好闺蜜，
就能互相干预了吗？
中国社会另一大特性是“熟人社会”，同学、同事、朋友构成了我们的熟人圈，很多人在试图维系这种熟人间的亲近感时，也就不自觉地放弃或者模糊了熟人间的边界，个人边界线送入散沙，四处漏风。
朋友之间的边界不清，很多时候会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
比如唐晶。
罗子君*初不愿离婚，她也认为离婚对于赋闲在家多年的罗子君将是场灾难，便不顾她婚姻事实上已千疮百孔的事实，去要挟陈俊生：我不许你离婚。
罗子君和陈俊生的婚姻，本是他们二人的私事，但中国式的“朋友观”推崇的是“朋友的事就是我的事”，所以唐晶在干预闺蜜婚姻时，干预得理直气壮。
为打击报复坚持要离婚的陈俊生，她甚至动用手段逼得陈俊生婚外情对象凌玲差点下岗。对此，罗子君的反应是，“那我要谢谢唐晶。”
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感，是彼此配合与共谋的结果。
唐晶不认为自己越界，罗子君也不认为自己、以及自己前夫的个人边界被僭越了。
而广大中国观众对唐晶的普遍反应是什么呢？
“中国好闺蜜”。这挺说明民情的。
另外一个例子，罗子君拒绝苦追自己的“老实人”老金，老金竟请了四个同事来劝和，其中一位女同事不顾罗子君正在上班，拉拉扯扯、喋喋不休，*后说和不成，竟骂将起来。一副裁判官的模样。
帮同事老金挽救恋情，她们自认责无旁贷；批评“坏女人”，她们自觉“站在道德制高点”，被赋予了指点、裁判她人婚恋选择的权力。
现实中，很多单位都存在这样对同事私事兴趣不已、口舌不倦的人物。
对比以上这些，像罗子君在剧集开头强要贺涵送自己回家的行为，简直属于“越界”病症中的小儿科。
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的日常？
- 04 -
“出了公司门，你们是搂是抱，我一概不管。”
公私界限
公私不分几乎算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这与多重原因有关。
封建文明中，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的体系里，所有人都只是皇上的“王臣”，你不属于你自己。何来个体界限？
再后来，我们一度唯集体主义至上，“为私”的“小我”要服从“为公”的“大我”。“牺牲精神”，一度是我们非常推崇的品质。
而个人所属的“单位”或者叫“组织”，曾经甚至承担着解决员工个人婚姻的责任；居委会主任这样独特的岗位，其相当一部分重要职责演变为调解家庭纷争。
有事情，找组织，曾是很流行的话语和思维。
即便今日，组织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从前般“全面监管”，但“公私不分”的思维依然普遍。
而这种思维的“衍生品”是什么呢？《我的前半生》里有不少表现。
比如，罗子君经贺涵介绍，进了一家市场调研公司，上班第一天，她的女上司、公司一把手苏总就盯着她的私事问了半天：你结婚了吗？离婚啦？为什么啊？第三者？你不会是和贺涵在一起吧？贺涵不是和唐晶纠缠不清吗？
这的确是在西方很难想象的“办公室对话”。
在“公私界限不清”的文化里，潜规则、公报私仇等等，是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这一现象则可能跨越国别。
段晓天试图利用职务之便潜规则罗子君；唐晶公然对薇薇安说要“公报私仇”，将她调离上海；凌玲因为与陈俊生的婚外情，被单位要求“辞职”，幸而来了公私界限清晰的贺涵出任新老总，才得以幸免。
像贺涵这样，总体算能得体处理公私事务的，在中国真不算典型的大多数，所以也尤值击掌。他对陈俊生直言：公司里，你是项目经理，她（凌玲）是信息员，你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一种关系。出了公司门，你们是搂是抱，甚至合二为一，我都不管。
他对陈俊生和凌玲的业务态度与能力，也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不受女朋友唐晶的私愤干扰。他甚至給陈俊生机会，有意提携，皆因他能力*为突出。但是，撇开公事，在陈俊生与罗子君的抚养权争夺案中，他又果断站到陈俊生的对面，对罗子君出手相助。
有留学背景的贺涵一直提倡“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这是他的公私界限。
关于公私界限感的问题，我们看到《我的前半生》的确呈现了丰富的生态与层次。
- 05 -
写在*后
当下中国在“个人边界”问题上的乱象和冲突，当然可以理解，但我的确觉得更为清晰的个人边界、公私边界会更值得推崇。
个人边界和界限感，其实是我们生而为人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命题。
往轻里说，是我们待人接物的素质、礼貌和教养；严肃里说，它是基础的三观问题。
每个人生来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应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并且，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培养个人的清晰边界感，是实现独立的第一步。你依赖不了别人，也不该把个体的决策权出让，这才有对自己的真正尊重，才算是真正独立承担起自己的人生。
只有你尊重、珍惜自我的个人边界，也才能真正尊重他人的边界与私权，不去侵犯他人私域。不论是父母子女、夫妻恋人，还是亲朋好友。
这才是更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 The End -
